昨天上午，中国足协连续发布三篇公告，主要内容包括：新赛季在继续使用中性名的基础上允许俱乐部赞助商为所属球队冠名；2024赛季中超可以有5名外援同时登场；有条件接受俱乐部异地迁移。三条“新政”旨在为困境中的中国足球“松绑”，但基本上全盘否定过去的做法，也引来外界热议。

图说：足协连发三篇公告

全面颠覆

　　过去的三四年，受外部环境影响，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发展陷入低潮期，多家俱乐部解散，还有不少球队因资金困难大面积欠薪，生存都成了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中国足协班子出台了这一揽子新政，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新规时表示，目的是支持俱乐部更好发展，促进职业联赛长期稳定，规范俱乐部和球队名称使用。

　　新政策中，关于异地搬迁的规定是：有条件接受异地迁移，原则上五年内不可更改；取消新升级俱乐部在升级一年内不得进行重要股权转让的限制；适度放宽对转让方、受让方的资格审查要求，更好地适应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的要求；关于开放冠名的规定，虽然坚持了俱乐部名称继续采用非企业化的中性名，但同时允许俱乐部在2024至2028赛季对所属球队进行企业冠名。至于外援名额，新赛季调整为中超最多5名外援、中甲3名外援同时登场。

图说：新任足协主席宋凯 新民晚报记者 李铭珅 摄

　　很明显，新任足协主席宋凯上台后，对过去几年的做法进行了颠覆，改革的步子迈得相当大。2016年1月起，职业俱乐部不再被允许“跨注册地转让”，目的是让俱乐部能够在本地潜心发展，不会因为一些“甜头”便背井离乡、四处漂泊；从2018年起足协便要求各个职业俱乐部的名称去企业化，以中性化名称命名，2021赛季这一政策正式推行，意在与国际接轨，同时让俱乐部能够获得多元化投资，获得健康的发展环境，避免投资方一家独大导致俱乐部抗风险能力极差；在外援政策上，以往最多也只不过是“4+1”，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本土球员更多上场空间。

利弊未知

　　对于足协的这些新规定，有的人拍手叫好，认为能给诸多困境中的俱乐部带来生机；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态度——中国足球又在走“回头路”，未必是好事。

　　以异地搬迁来说，当初禁止随意搬迁主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些俱乐部频繁的迁徙对其自身建设、联赛稳定性及属地球迷情感带来的不利局面，这种投机式的做法并不利于俱乐部的长远发展，更多是为了要地、要地方政策。当年的上海中远就先后变成了陕西浐灞（陕西人和）、贵州人和、北京人和，直至最后消亡。也有人质疑，新政规定“五年内不可更改”，但要是今年搬迁后，明年后年仍然活不下去怎么办？只能继续再搬家？

　　中性冠名的政策，确实导致一些投资人失去兴趣。但其实早在中超成立之初便已提出这个设想，并且被明确写入《中国足球发展纲要》，直到2021年才正式落地实施而已。客观分析，过去几年多家俱乐部的解散，主要原因并非失去企业冠名，更多是因为外部经济环境疲软，尤其是房地产行业的下滑，纵然是企业冠名也无力负担。

　　至于外援名额方面，有支持增加的，也有坚决反对的。增加外援人数，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提高联赛水平、刺激本土球员竞争意识，但反过来，也大大压缩了本土球员尤其是年轻球员的成长空间。按照足协新规，除了外援之外，每支中超球队还可以使用一名归化球员和一名“港澳台”球员，如果一支球队把它用到极致，除去门将外，等于每场比赛首发留给本土球员的名额只有3人。以上赛季的成都蓉城为例，相当于罗慕洛、费利佩、理查德、金敃友、帕拉西奥斯、艾克森和周定洋可以同时登场。尤其是在锋线位置，基本上都会留给外援。这也不由得让人担忧：将来还有谁能为国家队进球？

图说：成都蓉城 新民晚报记者 李铭珅 摄

　　实际上，每一条政策都各有利弊，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只不过，中国足球在顶层设计上，总是缺乏持续性、稳定性、长久性，也难免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种来回折腾可能伤害性更大。“中国足球的问题就是经常变来变去。我们要通过持续的努力，用十年的时间让中国足球恢复健康。”这是中国足协新掌门宋凯上任之初说的一番话，但这份承诺并没能持续太久。又有谁知道，他治下推出的这些新政，能维持多长时间？（新民晚报记者 关尹）